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雙隨機、一公開”跨部門聯合監管，推行信用監管和“互聯網+監管”改革。“信用監管”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標志著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監管機制邁入新階段。

　　信用作為一種新型的監管手段，近年來已不斷嵌入“證照分離”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過程中，不但提高了政府的審批效率，還極大激發市場活力，更促進優化了營商環境。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信用監管”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將如何進一步推動“放管服”改革？又將如何助力優化營商環境？

　　政府減權限權

　　不斷釋放市場活力

　　3月10日，南京江北新區柳洲東路上的省殘疾人康復中心項目工地，兩臺挖掘機正開足馬力進行土方施工。項目方負責人李家雷告訴記者，“項目2012年正式立項，因為種種原因，拖了那么多年，多虧江北新區推出的信用承諾制，今年終于開工了。”

　　“信用承諾制”是江北新區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創新舉措，將之前項目管理“先批后建”的模式變為“先建后驗”。項目提交相關信息后，只需完成聯合預審、聯合踏勘、確認信用信息、簽訂承諾文本、設計方案審查、媒體公示6道環節，就能拿到施工登記函，具備開工條件，整個流程被壓縮至20個工作日左右。而在推出“信用承諾制”之前，南京市含基建的重大項目從立項到開工的相關審批，至少涉及9個部門共20多個環節，全部流程耗時至少8個月。

　　審批程序多、主體多、時間長，一直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難啃的“硬骨頭”。如今隨著“放管服”改革的持續推進，在行政審批中引入信用管理，將事前登記改為信用承諾，加強事中事后信用監管，對違背承諾的失信主體進行聯合懲戒等，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監管機制贏得了市場和政府的熱切歡迎。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曾表示，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監管機制特點是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是以信用為基礎的有限監管，是以區別不同主體信用狀況的分類監管，是瞄準違法失信風險的精準監管，同時也是多部門配合聯動的協同監管，還是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綜合監管。更重要的，也是貫徹到市場主體整個生命周期的全過程監管。

　　在政府“自我革命”下，創造性地推出信用監管，用政府減權限權和監管改革，不斷換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釋放。正如全國人大代表，致公黨中央委員、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邵志清所言，“信用監管是有效監管、按需監管，是事中事后監管，是實施事前告知承諾、事中評估分類、事后聯動獎懲全過程進行信用管理的監管模式。它可以使得政府從大量執法性檢查、運動式監管這種傳統監管方式中解放出來。”

　　提高失信成本

　　倒逼主體自覺踐諾

　　江北新區柳洲東路上的省殘疾人康復中心項目工地通過信用承諾，快速地實現了項目的開工。而這只是信用監管的開始。

　　“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是光放不管，信用承諾制的關鍵是工程推進的效率和質量，而不是審批手續。不審批也能管好，這才是真本事。”江北新區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介紹，施工登記函下發意味著監管程序的開啟，各職能部門將有效銜接，當好“守門員”。比如，質監和安監部門第一時間與施工方對接，告知監督程序，并介入全部施工流程。

　　從“以批代管”到“審管分離”，信用承諾制的核心是用信用約束企業行為，讓企業認識到誠實守信是最好的市場競爭通行證。一旦發現企業在項目建設中存在違法違規、違背承諾等行為，將責令其立即整改，整改不合格的不得投產使用，企業及相關責任人的失信行為記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統，情節嚴重的列入信用“黑名單”，永久取消適用承諾制資格，并實行相關行業和市場禁入。

　　記者在梳理中發現，實施信用監管主要分三個階段：一是事前信用承諾，如上述案例中，工程項目在提交信息后只需簽訂信用承諾即可開工；二是事中信用監管，即在項目實施過程中，一旦發現有違背信用承諾的行為，將記入信用檔案，并根據規定進行信息公開；三是事后信用懲戒，對于列入“黑名單”的信用主體將受到限制項目申請、資金申請、市場準入等多種聯合懲戒措施。

　　邵志清認為，事前告知承諾，就是事前要告訴市場主體有哪些“負面清單”，各自的職責是什么，政府和市場主體都要做出相應承諾；事中評估分類意味著事中要有預警機制，如果發現市場主體畫像亮了“黃燈”，要及時干預；事后聯動獎懲，意味著事后要有“獎”和“懲”，而且政府部門要聯動獎懲。

　　全國政協委員、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馬正其日前表示，市場快速發展必須和嚴管相結合。如果不在監管方面下重拳，僅依靠企業的自律，未來市場就會出現問題，所以嚴管對于整個市場環境至關重要。企業如果犯規，就要受到處罰。要讓違法亂紀的企業到處都是紅燈，倒逼信用主體加強信用管理，而合規發展的企業則會一路綠燈。

　　效果逐漸顯現

　　信用經濟時代來臨

　　不久前，世界銀行發布《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國排名躍升至46位，一次性提高32位。世界銀行全球指標局高級經理麗塔·拉馬霍表示，中國快速有效的改革讓中國的營商環境大幅改善。

　　麗塔·拉馬霍認為，中國一直高度致力于改善營商監管，這些都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所取得的成就，從而不斷讓自身監管變得更加友好，讓民營企業更加繁榮。

　　作為營商監管的重要措施，信用監管顯然對優化營商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放管服”改革大背景下，信用監管與商事制度改革相輔相成，商事制度改革為企業注冊提供便利，我國市場主體大幅增加，信用監管順應了事中事后監管的新趨勢。

　　去年9月，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與信用建設司司長陳洪宛在國家發改委召開的專題新聞發布上表示，“當前，我國以信用為核心的新型監管機制不斷優化。國家發改委推進建立健全事前信用承諾、事中信息公示、信用分級分類監管以及事后信用聯合獎懲的全流程信用監管機制，實現‘信用管終身’。國家發改委會同60多個部門已簽署37個聯合獎懲備忘錄，推動有關部門加快建立紅黑名單及其管理制度。同時，國家發改委會同人民銀行印發了《關于對失信主體加強信用監管的通知》，明確了整改、約談、共享、公示、追責、修復等一系列監管制度。”

　　信用監管機制效果正在逐漸顯現。全國人大代表、鄭州市政協副主席、河南康利達集團董事長薛景霞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是憑借減稅讓利，通過拼資源、拼政策換得了外商投資的青睞；今后，我們更需拼服務、拼信用、拼環境，做到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服務上優化，從而營造持久的吸引力。”

　　中國人民大學信用管理學科帶頭人吳晶妹教授表示，信用監管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標志著信用作為一種資本已經參與到資源配置過程中，信用管理在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信用經濟時代正在來臨。